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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概述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之初。它继承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浪漫主义的传统，吸收了世界进步与革命文学的优秀元素，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建国后一段时期，由于漫长的封建文化的禁锢，人民旧有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因此文化规范的形成、文化意识的转变显得非常缓慢，战争在战后的社会生活中留下的影响要比人们所估计的要长久得多也深远得多。人们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地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在建国后几十年对人们的行为都有一定影响。

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不可避免地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讴歌时代精神，赞美社会新风气，这一时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

受到这种战争心理的影响，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领域，一方面，开展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战争心态的词汇，战争文学观念成为主流。

但与此同时，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现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重视文学自身价值这一传统有力地支持了作家们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表达对社会的理性看法，以及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正是因为坚守这一传统，许多作家在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写作权利以后，仍然抱着对文学的炽爱，在秘密状态下创作出很多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从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熟悉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状况，对农民的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也有着独到的认识，他们在创作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隐形结构”的艺术手法，使作品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反映出来自于生活最真实的呼声，极富生命力。

在五六十年代，人们认识到，以战争为主题的文化规范及其文化心理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为了调整这种不相适应性，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试图纠正这种文学发展的倾向，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收效甚微。

当代文学史的第二阶段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为开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文学遭受了空前的劫难，除了“样板戏”和部分诗歌外，文字创作处于停滞状态，有关“文革”期间的文学状况，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当代文学史的第三阶段是以1978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文革”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在文艺界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紧接着，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中央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显露端倪。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旧有的文化规范痕迹也不会立刻消失，人们旧有的传统思维依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譬如，对“文革”后文学发展的整体成就作出消极的估价，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依然保留“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对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排斥和拒绝的态度等等。这种思维定势决定了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痛苦的文化蜕变和激烈、充满矛盾的自我斗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每一次争论都为推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作家们不断地探索与创新，整个80年代的文学显得生机勃勃。

“文革”结束后，受尽磨难的知识分子终于爆发出了现实战斗精神，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在“文革”后的80年代文学创作中，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看做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活。

这一阶段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域，却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于社会及人性的感性认识，而在“反右”运动及“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地批判与打击。“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文坛，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曾经历“上山下乡”，真实体验了民间生活，受到了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文学新创作趋向。

8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使得许多作家在实践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艺术空间，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这些虽然是表现技巧上的探索，但对90年代的文学创作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在文化上拨乱反正的过渡时代，那么，90年代才渐渐显现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点。这种新的特点，对未来的文学发展，以及文学创作的方向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的意识形态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知识分子旧有的一元化的文化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文学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90年代，新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种新的因素成了当代文学的参照。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等。“共名”是时代主题的体现，是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作家通过自身的理解，对时代关键词进行阐述，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真实的感受很可能会被掩盖。

与“共名”对立的概念是“无名”，所谓“无名”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文学创作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不同专题，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思潮之间互相冲突，充满了激烈斗争。

90年代的文学具有鲜明的“无名”特征：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鸣的现象，不同风格、不同类型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

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以及民间文化结构，文学走向呈现多样性。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鼓励来肯定其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认可、为普通老百姓接受，通过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文化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具有特定文化需求的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

90年代有许多作家对于社会以及社会历史的认识非常相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面貌，作家的叙事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以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风格更加多样化、自由化，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90年代的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转向认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的则着眼于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有的则专注于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形色色的私人生活……这种“无名”状态使发展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

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10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为本世纪的文学舞台拉上了一道庄严神圣的落幕。

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是怎么划分的

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其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其概念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作家实际上是社会底层平民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均表现中国社会边缘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贫民以及下层妓女、乞丐、流浪者、拾荒者的生存状态与悲怆经历，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自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自由文学的出现，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大踏步进入世界先进文化行列，成为引领世界文学的先锋，并使中国当代文学达到历史的顶峰。

扩展资料：

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

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

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中国当代文学

百度百科-现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如果说余华80年代先锋小说对中国文学是巨大贡献, 那么90年代之后余华的长篇小说则不仅是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 同时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在长篇小说中, 余华的创作开始变得素朴, 不再注重对小说形式的先锋试验, 而更追求小说的内容, 更注重对传统视野下无法看到的中国经验的发掘, 更注重表达被传统文学忽略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

余华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重故事、重历史、重现实, 叙事简洁, 可读性很强, 很多人就因此判定余华创作发生从现代主义回归到现实主义的转型。我认为这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从中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创作, 这可以称之为“转型”;从注重小说的形式探索转向注重小说的内容及其新的表达;语言从华丽向朴素转变;小说风格从西方化向中国化转变。

新世纪之后, 余华又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兄弟》和《第七天》。《兄弟》和余华过去的长篇小说在风格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写作方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比如有更多生活形态的现实, 抽象的叙述增多, 具体描写特别是细节描写变少, 诗性化的语言变少, 人物增加, 故事变得复杂。相比《兄弟》, 《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这样的小说是写不长的, 因为它是诗性的写作, 它对故事、生活和细节的选择都非常挑剔, 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是很难被作者看中的, 能够进入小说的绝大多数“现实”都是有“意味”的, 也即余华所说的“文学的现实”。相比较而言, 《兄弟》中“文学的现实”变少了, 有大量的普通的平淡的近于日常生活实录的现实, 不仅不精练, 而且缺乏足够的诗性, 在余华的所有作品中它特别“异类”, 其外表特别具有象征性, 因此负面性的评价比较多。但即使这样, 《兄弟》也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 仍然具有现代主义因素。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 既具有先锋性, 又具有传统性;既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 又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既具有隐喻性、象征性, 又具有现实性、典型性。它获得了方方面面的认同。普通读者认同它们所讲述的故事, 特别是故事所表达出来的对于苦难的深刻同情, 文学批评家更认同它们讲故事的方式, 讲故事的技巧, 当然也认同它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映, 在同情背后所表达出来的深刻批判。

中国当代文学由哪三个层面构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然

地出现一种新的性质的文学形态，这样，到50年代后期，"新文学"的使用已大大减少，开始出现了以"现代文学"加以取代的趋向，而"当代文学"是"社会主

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前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改革开放后，当代文学的多元化使得各种当代文学论著异彩纷呈。[1]

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被认同为新文学传统的主流.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这两种文学传统，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1]

第一阶段

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

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

《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

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1]

第二阶段

1978年--1989年

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

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1979年1

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

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8

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8

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1]

第三阶段

90年代——新世纪

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

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

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

90年代的文学具有的"无名"特征：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

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其次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

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写作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

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又出现了中国自由作家，中国自由文学等概念，将中国当代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高度，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更加无序，更加模糊和个人情绪化，一个真正的对于文学的自我回归的年代正在出现。

中国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有哪些？

1、《呐喊》

《呐喊》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初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1卷。

小说集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旧时中国的制度及部分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

2、《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3、《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该书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胡同内的祁家为主，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为辅，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

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4、《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塑造了祥子、虎妞等一批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拥有重要地位。

5、《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于哪一年，分为几个时期？

1949年，分为三个时期。

1、第一阶段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2、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 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

1979年1 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8 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3、第三阶段90年代——新世纪

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

扩展资料：

当代文学的一些代表人物：

王蒙（1934- ）当代作家，北京人。其处女作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影响很大，从1976-1981年发表三十多篇作品。其中《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分获1978、1979、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蝴蝶》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张贤亮当代著名作家，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为代表作。

刘绍棠（1936-1997）当代作家，北京通县人。十三岁就开始创作，十七岁就发表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青枝绿叶》，1979年以后写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短篇小说《峨眉》分别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

茹志鹃（1925- ）现代女作家，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省杭州市，生于上海。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剪辑错了的故事》，其中《剪辑错了的故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李准（1928-2000）现代作家，河南省孟津县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由他改编的电影剧本有《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老兵新传》等。其中《老兵新传》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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